当地时间4月18日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，多名消息人士透露，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畸高关税将导致供应链危机，特朗普政府内部已开始讨论组建一个工作组，以便在未能与中国政府谈判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紧急处理这些问题。

美媒：白宫考虑设工作组

消息人士称，目前有关成立该小组的具体情况还未敲定任何细节，但工作组可能包括副总统万斯、财长贝森特、商务部长卢特尼克、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·哈西特、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·米兰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·格里尔。

特朗普政府近期对华关税政策呈现出“螺旋式升级”特征。根据白宫公告，自4月2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启动“对等关税”机制以来，美方已三次上调关税：4月8日将对华输美产品关税从34%提高至84%，4月10日进一步升至145%，4月15日部分商品税率竟高达245%。这种近乎疯狂的关税加码，直接冲击药品、半导体、电子设备等关键领域供应链。

面对美方霸凌，中方采取有理有据的反制措施。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4月9日、11日两次调整对美关税，将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税率从34%提高至125%，并明确表示“美方后续加税将不予理会”。这种“精准打击”策略直击美国农业、能源等关键产业，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。

为应对危机，特朗普政府计划成立跨部门工作组，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、财长贝森特、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核心阁员。这一架构看似阵容强大，实则凸显出政策协调的深层矛盾：财政部门担忧关税推高通胀，商务部门焦虑企业外迁，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坚持强硬立场。这种内部分歧在特朗普17日的表态中可见一斑——他一方面宣称“可能降低关税”以避免贸易停滞，另一方面又坚称“谈判将在三四周内完成”，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工作组的成立具有明显的“危机应对”色彩。据CBS报道，特朗普政府已秘密运作数月，试图通过供应链重组缓解压力，但效果甚微。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尽管部分企业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或东南亚，但重建供应链需耗时2-3年，且成本增加30%-50%。这种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做法，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，反而可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。

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创新，而是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的现代变种。历史经验表明，这种“以邻为壑”的策略往往适得其反。1930年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将美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提升至59%，引发全球贸易萎缩60%，直接加剧了大萧条。当前特朗普政府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，正重蹈这一覆辙。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·萨默斯警告，此举可能导致200万美国人失业，每个家庭年均损失5000美元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，美国通胀率将因此上升1.5个百分点，经济衰退风险显著增加。
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美国企业正成为关税战的最大受害者。波音公司因中国暂停接收订单，面临超过200亿美元的损失；特斯拉因关税成本过高，被迫搁置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计划。这种“搬起石头砸自己脚”的后果，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对经济规律的无知。正如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·罗奇指出，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率过低，而非所谓的“不公平贸易”。

面对美方极限施压，中国采取“非对称反制”策略，在多个维度形成有效威慑：

1. 关键资源控制：扩大稀土出口管制，掌控全球90%的稀土加工能力，直接威胁美国军工、新能源产业；

2. 市场替代效应：2024年对东盟出口增长18%，对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贸易额突破2万亿美元，降低对美市场依赖；

3. 规则博弈能力：推动加入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，在绿色低碳、数字贸易等领域建立新规则，削弱美国话语权。

这种“以战止战”的策略已初见成效。凯投宏观的监测显示，美国制造业PMI已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线，而中国制造业PMI稳定在扩张区间。彭博社的分析指出，中国在供应链韧性、政策连贯性等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，正成为全球经济“稳定器”。

当前中美博弈已进入“深水区”。从19世纪英国压制德国、20世纪美国遏制苏联的历史脉络看，守成大国与崛起国的竞争往往伴随贸易摩擦升级。但与过往不同的是，当今世界已形成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深度融合格局，任何单边主义行径都将付出高昂代价。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徐建伟的观察切中要害：“只有当一个国家遭受足够多的自我伤害时，才可能回到谈判桌”。

对于美国而言，摒弃“美国优先”的零和思维，回归平等对话，才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。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强调：“关税战没有赢家，中方不愿打但不怕打。若美方真心谈判，就应停止威胁讹诈，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对话”。历史终将证明，任何试图通过关税霸凌实现“美国 伟大”的幻想，都将在全球化浪潮中彻底破灭。

这场关税博弈的最终走向，不仅考验着两国决策者的智慧，更将塑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形态。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